不少人說「袁氏一家」的故事濃縮地反映了香港當下的處境，不少家庭像袁家一樣深為政治立場分歧所影響。然而正如專欄作家曾志豪質疑，黃絲陣營處理家庭中的政治「異見」時所抱的包容態度，究竟在藍絲陣營當中是否存在？簡單來說，黃絲可以包容藍絲，但藍絲會放過政治絕不正確的黃絲嗎？
進一步探詢黃藍陣營如何處理家庭內部的政治分歧的確十分重要，因為當下香港的「分裂」其實並不在於狹義的「政治意見」分歧，而是一系列更為深層的社會矛盾。這些矛盾比起「民主政制發展步伐」、「香港自治地位能否保持」、「法治是否已死」的爭論似乎沒有急切性，但它們更為根本，因為所涉及的是更為影響深遠的社會價值觀和生活方式的選擇。在這些矛盾當中，如何才構成一個「家」？「家」和「政治」之間究竟應建立怎樣的關係？正是最值得深究的問題。
家庭充當政權維穩工具
香港的「黃絲」陣營被籠統地稱為「民主派」，因為他們代表了民主政制的訴求。他們假設，實現民主政制已是社會的共識。政制一旦全面落實普選，民主化就充分實現。可是觀乎建制派在過去三十年來所經營的，一方面是「繁榮穩定」、「愛國愛港」的政治保守主義，但也是文化上的保守主義。從親建制學者劉兆佳的「功利家庭主義」到「沒有國，哪有家」的愛國主義宣傳，其實都貫串着一種固有的保守主義「家庭想像」。這種家庭想像既要以「個人的」刻苦耐勞、努力勤奮、自強不息，也要勞苦大眾不依靠政府援助，而是以家庭關係和家庭網絡作為「經濟人」最終支柱的「同舟共濟」精神。在這種「家庭想像」底下，個人激烈競爭產生的不安與衝突，最終在「和諧家庭」的想像底下得以緩解及安頓，前提是公民與政府關係被一再忽視與貶抑。
及後主權易手，政治保守主義不斷試圖延擱民主改革，惹來愈來愈大的不滿，政權認受性不斷流失。建制派再三乞靈於文化保守主義，拉攏保守主義宗教力量全方位力推「家庭價值」。更加在家庭價值之上，植入「沒有國，哪有家」的愛國主義，把「家庭」不斷神話化之餘，更偷偷重新樹立「家國同構」的封建傳統思想，訓導市民對國家和統治者建立「臣民」式的態度，「敬畏」長上之心，放棄關於權利的訴求。
簡而言之，在建制派的文化保守主義底下，是令家庭充當政權維穩工具的政治目的。當青年人爭取改革，落實公民義務的時候，政權及建制派就為「家長主義」添柴加火，統治者自身以「家長主義」的形象樹立權威，也鼓勵家庭配合「國家」的維穩目的，甚至舉報監視，「大義滅親」。這亦悄悄鞏固了「藍絲世界」的「家長們」難以忍受在他們的子女中間出現「不同政見」的態度。而這也是當前香港的政治危機往往同時表現為「世代衝突」的根本原因。
政見夾縫中的自由戀愛
事實上，封建時代的大家族在家族內部奉行父權至上的長幼秩序。家族年輕成員要獨立思考實在非常困難，也少見他們能為自己的興趣和利益自作主張，這亦是「自由戀愛」並不存在的原因。今日家傳戶曉的莎士比亞，在他的劇作《羅密歐與茱麗葉》中，充分地探討了自由戀愛對家族為本的封建傳統的衝擊。來自兩個成了世仇的家族的一男一女，為了浪漫的自由戀愛，不容於各自的家族，最後更演變成悲劇。
「袁氏這一家」之所以引人入勝，並不止是因為一個家族內存在分歧的政見，而是處身於政見夾縫中的那一男一女的婚姻和戀愛。它們共同構成一種具莎劇色彩的戲劇性衝突。有趣的是，袁家上下都一致表示百分一百遵守「自由戀愛」的無上律令，家中從沒有人以政治意念差異為由干預兩者。顯然，這是一個後現代版的「羅密歐」故事，顛覆着莎劇的正統浪漫愛情觀，探討當「自由戀愛」已經成為常識的世界，婚姻與戀愛是否不再需要理會兩人以外的敵友關係或政治分歧。
可是，這種莎劇式的解讀，似乎呼召着「袁氏這一家」的續集，姑名之曰「容氏這一家」，探討事情的另一方面。這一集肯定會有助我們從「藍絲文化」的角度去檢視「家國同構」的意識形態，在「愛國愛港」的最高價值底下，「愛家庭」是如何定義，又是如何具體操作？
事實上，把「袁氏這一家」看的只是黃絲家庭的情况。毋寧是一種「寬容的測試」，考驗「自由主義者如何真正接受有別於自由主義的異見」。在隱約之間，「家庭和諧」的想像一再被呼召。的確，在政見分歧造成家庭危機底下，不少「專家們」都提出要善用洽當的「溝通技巧」來防止因政治而破壞家庭關係。例如，有「專家」認為，我們不應不切實際地堅執要改變處身親密關係的人的政治立場。
這些忠告大概是立意良善的，但有不少這類忠告，都為家庭價值作了最保守的預設，也就是認為家庭關係是天然的，最純潔的，也最值得珍惜，不值得為了政見分歧而破壞之。可是，何謂值得保護和珍惜的親密關係？這關係是由誰定義？應該如何定義？等等……這些問題似乎仍然被忽略。
親密關係朝向民主化
英國社會學大師紀登斯（Giddens）在其名著《親密關係的轉變》中提到，我們的「親密關係」，特別是對「愛」的理解正經歷着一場巨大的轉變。這場轉變令得莎劇中那種關於「羅曼蒂克的愛」的推崇和讚頌也顯得過時。相反地，從人們日益追求彼此開放「內在自我」的「純粹關係」可見，人們是希望在親密關係中，也能實現的彼此以平等、民主的方式協商。他認為，這種「親密關係的民主化」具有劃時代的重要性，絕不亞於我們追求政制和選舉等問題上追求的民主化。雖然，紀登斯所討論的主要是男女或同性之間的性與愛問題，但親密關係朝向民主化轉變的關係也可引伸至「家庭」與「婚姻」。但如果家庭中不能平等協商政見，這種親密關係又何能永固？
由是觀之，香港當下面臨的「社會撕裂」不全是一場政治危機，它同時是一場社會危機及文化危機，重構我們的社會人際關係以及親密關係。「在家不談政治」固然是一種減少危機與動盪所造成的過度傷害的權宜之計，然而「政治歧見」的背後往往是隱藏着更貼身、更私人，但更深沉的心理挫折與「相互期待落差」，「政治歧見」只是這些矛盾爆發時被引用的隱喻。換句話說，造成傷害的不一定是政見，而是「互不聆聽」的態度。
於此危機重重的時代，「家長主義」和「浪漫的愛」，顯然都不是指向出路的答案。
文˙安徒
美術•胡春煌
編輯•林曉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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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ctober 24, 2020 at 02:15P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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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徒行傳：在家不能談政治，何來袁氏這一家？ - 20201025 - 副刊 - 明報新聞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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